趙岐著《孟子章句》有其偶然，也有其必然。必然在于漢代孟子的地位一直在提升，在趙岐之前便有孔孟并稱的趨勢，王充在《論衡》中已然如此。隨著以經(jīng)取士的推行，儒生在政治中的影響越來越高，孟子那種以天下以己任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也更符合讀書人的胃口，黨人便是這種風氣的極致體現(xiàn)。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，《孟子》得到重視再自然不過。
偶然在于趙岐的個人經(jīng)歷。他的一生和孟子有相似之處，正身直行，卻仕途不順，還因反對閹豎被追殺，逃亡數(shù)年，后來復出又遭黨禍，被禁錮十余年。為《孟子》作章句的想法就起源于逃亡的那些年，正是孟子的精神支撐著他，不向任何人低頭，一路走到今天。
在功業(yè)上，他不算成功，但是在個人品德上，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線，稱得上知行合一。
也正因為如此，他對孟子過份推崇，一心將《孟子》與《論語》相提并論，極力將孟子推上亞圣的地位。稱孟子為亞圣并非由他首倡，但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問題在于人一旦有了偏執(zhí)，難免用力過猛。趙岐也不例外。他不僅刻意拔高了孟子，還容不得別人對孟子有一點非議，像王充那樣的批判精神在他這里根本沒有存在的空間。只是這樣一來，他反而露出了破綻，被虞翻揪個正著。
《論衡》也不是完美之作，其中邏輯破綻也不少，但虞翻既不是作者，也無意為王充掩飾，錯便錯了，大大方方的承認，取其精華，棄其糟粕便是，不像趙岐為了替孟子辯護不得不牽強附會，強辭奪理。
勝負從一開始就已判然，虞翻以《刺孟》為本，追問得趙岐左右支絀，迅速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。虞翻很快失去了興致，準備結(jié)束這場沒什么挑戰(zhàn)性的辯論。
“孟子曰：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先王之道，首在保民。保民而王，天下莫能御。敢問趙公，吳侯之政，朝廷之政，孰更近乎先王之道？”
趙岐面紅耳赤?！案饔星铮环植?。”
虞翻哼了一聲，也不反駁?！凹热蝗绱?，那吳侯可為王乎？”
趙岐無言以對，下意識地瞅了一眼旁邊的陸議。
陸議筆走龍蛇，寫下“太仆默然”四字。
見趙岐不答，虞翻又接著問道：“董卓作亂，天子播遷，中原板蕩，袁紹謀逆，吳侯親冒鋒矢，破徐榮于南陽，討袁紹于官渡，平公孫度于遼東，可謂安社稷乎？”
趙岐看看孫策。孫策面帶微笑。趙岐窘了片刻，說道：“吳侯善戰(zhàn)，天下皆知。”
內(nèi)容未完，下一頁繼續(xù)閱讀